文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
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
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
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日剧《重版出来!》剧照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
”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
“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
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
”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
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
”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
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
”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
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
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
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
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
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
”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
”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
”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
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
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
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
”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
”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
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
”汪淼说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
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电影《书店》剧照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
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
”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电影《书店》剧照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
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
”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
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
”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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