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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香港出版社出书(出版10年后重印率高达80%,这套丛书有何魅力?)

人气:发表时间:2024-09-20

1.点击顶部蓝色“青年出版人”关注哦2.进入公号主页后点右上角三个点设为星标3.点亮在看,感谢您的支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自1988年出版发行以来,在几代编辑的努力下不断完善,至今已达225种,囊括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宇文所安、易劳逸、杜维明、斯波义信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享有盛誉。

然而,这样一套丛书得来并非容易,我与其他编辑花费众多心血在这套丛书中。我想,这应该是源于时代背景下催生出的编书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编辑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周文彬先生01应时代之需,破旧立新“海外中国研究”这套大型丛书出版已历经35个年头,我们回顾它的诞生和创立过程,当是时代氛围、作者创新和编辑职责这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时代氛围是主导因素 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1981年我从外地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更加响亮,并具体化为当下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等人皆熟知的话语现代化发源于西方,在西方的成就和成功也最为明显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现代化重新起步的我国的制度、文化等传统究竟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改革?它们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正如1992年我在丛书的“出版说明”中所说:“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以及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

”这种启迪和借鉴作用就是我所说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社会价值和理论价值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期图书“四个现代化”催生出这套丛书可能的社会、理论价值,也同时会催生出它可能的品牌价值,因为它以中西文化碰撞之下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为主旨,所面对的是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千千万万各级领导干部、各类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

在这之前,此类著作在国内只有零星的出版,而后来组建的这套书的编辑委员会是由全国范围内20多位著名的老专家和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他们大都中西学兼备,学术成就较高,同国外汉学家有着较多的联系,相互之间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这些条件使他们能够为丛书精选出一批适合国情需要而发行面较广的优秀书目,这些书目会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欢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内出版界的情况已经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那时有些出版社已经做了一些时代感强、观念新颖、解放思想作用大、很受读者欢迎的丛书,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特别是前者,在全国图书界、知识界影响很大,成了名副其实的品牌,到现在我头脑中还存有当时大批读者抢着购买它的深刻印象。

品牌之为品牌,它已成为该出版社的代称:看到此品牌,就想到它的出版者;想到它的出版者,就知道了它的品牌而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当时除了1986年的一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基本上都是政治思想类的通俗读物,再有一些小城镇研究方面的图书。

这种出版局面、这种图书结构,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出版界思想开放的先行者,急需被改变。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02深耕细耘,终结硕果为了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品牌图书,从1985年开始,我经常到北京出差参加学术会议,拜访和结识作者,寻求好的选题由于我是一个爱好读书的人,当时有影响的学者特别是哲学家我都心中有数,知道他们写过什么书,在什么样的领域做过什么样的贡献。

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红旗》杂志等单位的老一辈哲学家,我都与他们主动建立了联系此外,我还比较注意组织出版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的作品,以便图书出新和扶持后学。

这样一来,在我周围就逐步聚集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和规模的老中青结合的作者有了这样一支队伍,我组织的书稿质量就有了保证,出版社有什么选题要做,我也好从中选择适合的作者“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个选题实际上就是这支作者队伍的产物。

该丛书的主编刘东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夏基松教授的一位硕士毕业生向我推荐的,我曾出版过这位硕士毕业生的书并与之联系较多,而他又与刘东是好友当然我本来就知道刘东,他与我弟弟大学同班,其聪慧好学和高质量的美学论文《西方的丑学》我早就听说过,只是没有见过他本人。

1987年下半年我找到了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东我向他说明了组稿来意之后,随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因为作为江苏人的他十分关心江苏的出版事业他说:“现在丛书已经林立,江苏图书要打响,选题必须有独家特色我们现在计划搞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论著,你们感兴趣就给你们。

”原来,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查阅资料,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关于中国的研究有了不容忽视的进展,以至在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中国学,并具备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图书,他觉得应当把这些图书中的精品引进国内。

我听了他这番话,当下便表示了接受这一选题的意向。后来我将这一选题思路向社领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周文彬先生策划的图书当然,丛书选题的确定和通过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压力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大障碍,一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二是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在由于当时领导层的副总编辑史家骅竭力坚持,才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危险境遇”中解救了出来。

但工作上我仍然遇到了困难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丛书主要的编辑任务记得它的第一批10本书,我一个人就编了7本,常常午休和晚上都在做书第二批书目中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是我在住院期间编出来的,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出院时这本近90万字的书稿也就编好了。

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对这套丛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持乐观态度这种态度在我看到丛书第一批书目的时候就产生了它们是丛书编委会从海外几百种同类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名家名作,涉及经济、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针对性强,涵盖面广,切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兴奋点,如《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传统与变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等。

看到这些书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读者多想一睹为快后来实际情况果然如此,如丛书的第一本书《中国的现代化》,1988年首印11300册,截至2020年12月累计11次重印;而到10年之后的1998年,丛书的重印率已经达到80%。

正如多家媒体和我社发行部门负责人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知识分子每人案头和书架上都有丛书中的一本到几本;新华书店以销售这套书来标明自己的文化品位之高;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则以自己的著作纳入这套丛书为荣这是怎样的繁盛景象!多么让人欢欣鼓舞!。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为优秀品牌图书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也是优秀作者的产物刘东作为丛书的主编,知识面宽广,选书能力极强,对丛书极端负责他的负责不仅表现在对海外中国研究优秀图书及其作者的选择方面,也表现在对译文质量的要求和把关方面,更表现在他对不断更新着的海外中国研究学术范式的引进和传播方面,甚至后者是他主编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

西方从二战结束以来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依次推进又相互交错的三种学术范式,即冲击—反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中国中心范式,在这套丛书中都有反映同时,丛书中不同类别的图书,或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图书都有它在学术、内容上的创新和建树,这对于我们广泛、深入评估中国传统和发展自己的学术都非常有益。

而中国传统的独特优势和对于世界文明的可贵贡献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海外汉学家的视野,这些都会使我们更加客观、正确地面对自己的传统03打铁更需自身硬时代氛围需要编辑去把握,优秀作者需要编辑去发现,稿件到手需要编辑去加工,因此编辑的眼光、能力和操作也是出版好图书的关键一环。

这首先要求编辑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自觉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编辑的职业道德、责任心问题,这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即工作第一的奉献精神上述关于主动产生的关心全国出书状况、出版品牌图书的意识、主动组织作者队伍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当时,我因工作太忙,家事根本顾不上,甚至孩子高考申报志愿急需过问时,我也出差在外;丛书出版头几年社里分配年终奖金时我都比别人少所有这些,没有工作第一的精神在支撑自己、激励自己是不易做到的我长期做理论读物编辑,很早就认识到要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就是重视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在领导确定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哲学图书之后,我就开始自学西方哲学史,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几乎花去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包括节假日国内哲学家的主要著作也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我在同他们接触时,他们中有的人惊讶于一个编辑居然能读这么些书,惊讶于我对他们的理论建树和独到观点居然如此了解。

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但组织不了作者队伍、识别不了稿件,他们有了书稿也不可能放心地交送于我之手这样,作为理论读物编辑的主动性就基本丧失掉了

周文彬先生著作理论学习对于编辑来说,还有一个善于学习的问题这就是学习不仅是读书,与作者打交道、看书稿也是学习优秀的作者是老师,优秀的书稿是教材编辑的任务和义务是为人作嫁,每年要处理成千上万字的书稿也无法成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

因此,抓住每一个可能的学习机会变得至关重要在我退休之前和2004年退休之后,历届社领导对这套丛书都非常重视它经过前后几十位编辑的努力工作,至今已拥有225本的庞大规模,这在中国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而且,在图书的编辑、装帧、销售和宣传方面,当下编辑们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创造、新的技能,这是我们望尘莫及、应当予以祝贺的。

我相信,在比我们年轻的编辑同行们的继续努力之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会有它更加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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