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古汉字,被称作“籀文”《说文·叙》:“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许慎说,他在《说文》书中讲解的小篆,与“古文”和“籀文”是一脉相承的。
何为古文?许慎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古文”,当为东周文字什么是“籀文”?《说文·叙》说:“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许慎这个说法,来自《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著录《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又:“《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古时,“大”“太”通,“大史”即“太史”《艺文志》,班固增删刘歆《七韵》而成刘歆又承继其父刘向之学——所以,班固和刘门弟子许慎所云,皆来自刘氏。
遂可知,“籀文”,是指来自《史籀篇》的字形字体又可知,“籀文”,因“史籀”所书而得名还可知,“籀文”,相对于“小篆”来说,又称“大篆”“史籀”是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
”
又:“记传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应劭、张怀瓘、颜师古及《封演闻见记》、郭忠恕《汉简》引《说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据”段氏所言颇是好在,周宣王世有青铜鼎铭文拓本留世其鼎被名为“走+馬”,这个字打不出来了。
其鼎铭文九十七字,其曰:“隹(惟)十又九年四月即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宮……史留受王命书”云云《汉书·古今人表》亦载有“史留”之人关于“史留”,王先谦《汉书补注》考证:“翟云升曰:‘(史留)即史寥,见《秦纪》。
留、寥音同’周寿昌曰:‘即史籀也《艺文志》周宣王太史籀之为留,古字通省耳’先谦曰:周说近之”唐兰也考证认为,“史留”即周宣王之太史籀。
“籀文”究竟“长”什么样?上鼎所谓“史留”,确为史官,若即“史籀”,其“史留受王命书”恰与史载“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相合至于此鼎铭文是否出于史籀之手,实难稽考然而,铭文九十七字风格独享、隽秀典雅,可以确认是为传于后世“籀文”之源。
(见题图)班固《艺文志》说:“(史籀篇)建武时亡六篇矣”。东汉光武之建武年间,《史籀篇》十五篇中,尚有九篇存于世。许慎《说文》中,收录标注“籀文”者,共二百二十五字。
“籀文”当为西周文字“籀文”一名,出于汉代无疑——大约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有关——今文经学以汉隶记录口授经文,不及其他;古文经学则主张“复古”,解释先秦文字记录之经,许慎的《说文》便因此应运而生先秦文字中,有孔壁之书的“古文”;还有更早的文字,这就是所谓《史籀篇》的字形字体,于是便名为“籀文”。
乾嘉学派之后,文字学兴盛清末吴大澂、陈介祺等在《说文古籀补》《说文古籀补·叙》中,认为“籀文”是较晚近的文字而非“大篆”,“石鼓文”才是不久后,王国维于《史籀篇疏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认为“籀文”多与已发现的秦国文字相同,因此,《史籀篇》应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之书”。
王氏怀疑,“史籀”非人名,“籀书”乃教人“读书”之意
但有若干学者,如张光裕、裘锡圭等等,以更深入的研究,证明“籀文”并非秦国独用文字,“《史籀篇》不会是秦人所作的专用于秦地的字书”更多学者印证,“籀文”,是介于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小篆之间的西周文字同时,其与春秋战国的秦以外其他诸侯国的文字,亦同属一源,且更古早。
(见图)《说文解字·叙》说:孔子即没,“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也,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秦曾孤居西隅,很受中原诸侯鄙夷,与他国交往少也就少受六国文化影响等等这些,的确使之更多保留了西周“籀书”文字的使用,仅此而已所以,李斯等奉敕“书同文”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