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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鲁迅早年的《摩罗诗力说》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其核心思想之一，即鲁迅面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转折的关节点——中西“崇高”观的比较与选择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肯定“摩罗诗人”所体现的西方浪漫主义的现代性“崇高”，并以屈原为参照指出中国传统性“崇高”的不足及根源所在。

鲁迅意在“取今复古”，借镜西方的现代性“崇高”，回归“诗言志”这一中华诗学源头，以此铸造中国的现代性“崇高”鲁迅的这一思考虽体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具有启发性，但也存在一定的扬崇高而抑优美的偏颇关键词：鲁迅 《摩罗诗力说》 现代性“崇高” 传统性“崇高”

作者张冠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083）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P109—P115责任编辑：姜子策引言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以下简称《摩》）中向国人大力推介拜伦、雪莱等八位西方“摩罗诗人”，礼赞其所具有的“刚健不挠”“发为雄声”的精神品格。

鲁迅高度肯定这些浪漫主义诗人“崇高”的主体精神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崇高”之美作为比较，鲁迅直指“理想在不撄”的观念和政治对中国思想文化造成的严重伤害就文学而言，其背离了“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一本质，以至屈原“抽写哀怨，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诗人也是“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

这里鲁迅指出了我国传统文学“崇高”品格的不足为此，如何让中国文学发出“崇高”的新声正是鲁迅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目的所在对于《摩》的研究学术界已积累相当多的成果，但鲁迅试图借助西方浪漫主义的现代“崇高”美学以铸造我国文学的现代性“崇高”的立意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打破“今”与“古”的二元对立、实现辩证统一的构想却并未深入研究 。

一、“摩罗诗力”体现的现代性“崇高”如果说王国维从美学角度引入了西方的“崇高”美学，鲁迅则从诗学角度引入西方的“崇高”诗学虽然两人推介的对象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审美观，但王国维所介绍的西方现代美学是以揭示“优美”与“崇高”两者本质性的差异为目标，而鲁迅所标举的西方文学思潮演进中的“崇高”观则以区别于古典性“崇高”的现代性“崇高”为目标，即建立在“崇高”的现代特征这一基点上，而这也正是鲁迅的兴趣所在。

在西方美学史上，从古希腊时代直至启蒙运动前，“崇高”始终被视为一种高级形式的美作为“崇高”的审美对象，虽然宏大、庄严，甚至令人恐惧，但仍不失完整、和谐，无论就审美还是其道德的象征意义皆如此就此而言，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对“大”这一与西方美学的“崇高”相近的审美范畴的认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有相似处。

到了启蒙时代，崇高与美被分离，甚至走向对立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崇高更被视为高于美而成为备受推崇的审美追求究其原因，这与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激进立场、对主体精神的张扬、对文学独立品质和影响力的强调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正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崇高”被赋予了现代的新质，而这被青年鲁迅敏锐地“发现”了，且在《摩》中予以充分阐发《摩》中鲁迅从民族“心声”传达的角度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世纪前叶几个“古文明国”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大潮进行比较，前者是“渊默而无动”，后者则“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

鲁迅在此所追慕的世界大潮无疑正是浪漫主义思潮，其“殊特雄丽”正是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崇高”风格从鲁迅对“摩罗诗人”的介绍显见，他们正是被鲁迅视为浪漫主义“崇高”审美追求的突出代表那么“摩罗诗人”所体现的浪漫主义式“崇高”作为“新声”较之西方古典性“崇高”到底“新”在何处？在《摩》中鲁迅对此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分析。

首先，这些“摩罗诗人”具有更为突出的主体精神在鲁迅看来，“摩罗诗人”虽因种族和客观因素等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而精神“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在此，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乃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及其坚定性、彻底性使这些“摩罗诗人”的主体精神体现出“崇高”性这段文字出现在全文结语部分，而早在第一节鲁迅就已为自己所谓的“摩罗诗人”做出界定：“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并对其共有的精神特质做出归纳，这些诗人虽各具光彩，“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将此段文字与结语部分对照，可以发现两者都突出展现了“摩罗诗人”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冲决网罗、激浊扬清的光辉形象，而这也正是被敌对势力和庸众视为“摩罗”（佛教传说中的魔鬼，鲁迅以其代称基督教中的恶魔“撒旦”）的原因。

不同的是，在结语部分，鲁迅补充强调了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一面，即他们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民族诗人的一面，这为现代主体性的“崇高”增加了新的精神维度其中蕴含着鲁迅立足中国当下的深刻现实关怀，容待后论。

其次，这些“摩罗诗人”的作品被赋予新的审美质地就思想内涵而言，其“函（含）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就审美品质而言，其是“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显然，鲁迅所揭示的“摩罗诗人”的诗篇所体现的新的审美特征就是现代审美意义上的“崇高”，而这正是处于现代步伐加速之际的世界，新思想、新观念、新精神向旧传统、旧势力和一切压迫勇猛进击的进步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精神正是其深刻的思想基础，也是区别于古典性“崇高”的根本所在最后，就审美效果而言，其“撄人”之力较之古典“崇高”更强《摩》中鲁迅给诗人下的定义是“诗人者，撄人心者也”，他的“摩罗诗力”中的“力”正是“撄人心”之“力”，而其强弱及影响力正是他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

鲁迅高度肯定“摩罗诗人”的“撄人心”之“力”，认为其“力足以振人”，当诗人“动吭一呼”，则“闻者兴起”，“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的“崇高”不但振聋发聩，且持久地发挥其“撄人心”的力量。

那么，“摩罗诗人”所代表的现代性“崇高”为何具有如此强烈的审美效果？鲁迅认为，这主要是因其回归了艺术的本质，从而充分发挥了文学的“不用之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这是科学、学术无法与之相比的大用，即能“涵养人之神思”。

在鲁迅看来，回归文学的“体”与“用”，即以文学的审美属性为立足点，正是现代性“崇高”区别于古典性“崇高”的本质之所在而鲁迅一方面批判诗“无邪”等以儒家诗教观为代表的传统诗学作为政教工具，另一方面则提出其以文学“立人”，由“立人”以“立国”的思想。

前者是违背文学本质的，而后者则符合且发挥了文学“不用之用”的审美本质二、中国传统性“崇高”的局限青年鲁迅在“摩罗诗人”其人其诗以及所体现的现代性“崇高”进行了准确而深入的阐发以之为参照，他对中国传统“崇高”观进行了检视和剖析。

难得的是，鲁迅在此阶段的思考中，避免将二者置于中与西或古与今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他并非将前者视为西方文学所独有，而强调其是世界文学新潮发出的现代“新声”，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鲁迅借助对中国传统诗学“诗言志”的高度肯定，指出中国文学蕴含着形成更为健全的“崇高”观的潜质，但需以“复古”使其焕发生机。

在《摩》中鲁迅将屈原作为中国传统诗人的代表进行分析鲁迅将屈原与西方“摩罗诗人”进行比较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鲁迅为何选择了屈原，原因有二：其一，屈原作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源头，将其与“摩罗诗人”所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进行比较体现可比性；其二，屈原的诗篇感情热烈、想象丰赡、倾诉心中块垒、控诉不平境遇，是中国传统“崇高”美学的突出代表，将它与“摩罗诗人”比较能够鲜明体现中国传统性“崇高”与西方现代性“崇高”的差异性。

鲁迅将屈原视为中国诗歌史上“言之至反常俗者”的代表，以此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摩罗诗人”的主体及创作特征相比较就呈现出相通之处“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此时的情绪为“哀怨”，继而“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至此已转为愤激的批评和深刻的怀疑。

不难看出，鲁迅是将屈原作为传统性“崇高”的典范，在给予肯定的同时，更指出不足，即屈原虽道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显见，鲁迅对屈原不足的分析是以他对“摩罗诗人”主要特征的归纳为参照的，而评价的基准正是现代性的“崇高”。

如果说“摩罗诗人”的主体精神体现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屈原则“反抗挑战”“终其篇未能见”；如果说“摩罗诗人”在诗篇中“发为雄声”，“动吭一呼”“争天拒俗”，屈骚则“多芳菲凄恻之音”；如果说“摩罗诗人”的诗篇“力足以振人”，使“闻者兴起”，乃至“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屈骚则“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鲁迅是否在苛责古人？非也准确地说，鲁迅真正比较的对象并不是屈原和相距两千多年的异国的诗人们，而是我们传统的“崇高”观与“摩罗诗人”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崇高”观，惟其我们的传统“崇高”观从先秦时代开始，虽有其发展演变过程，但限于种种内外因素，始终未脱离其古典形态。

直至清末，即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现代的前夜仍如此，因此鲁迅才痛切地指出：“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这对当下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惟其如此，鲁迅在中西之间所做的这一比较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

正是借这一比较，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性“崇高”的不足，在深入地分析根源之后，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明确主张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性“崇高”三、铸造中国的现代性“崇高”之路在《摩》中“声”是一个关键词，青年鲁迅以此建构起他的思想逻辑。

开篇，鲁迅即言文学是民族“心声”的传达和体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而“古国”的衰落就反映在文学之“声”的衰颓上——“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此处鲁迅虽是以印度为例，但真正反思的对象是中国。

如前所述，当19世纪世界大潮中“新声争起”，而独“数古国”“渊默而无动”问题何在？“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在滚滚向前的进化大潮中“反不如新起之邦”，“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那么中国应何去何从？鲁迅批评了国民仅追慕往昔荣光，“漫夸耀以自悦”的以“怀古”自慰者和“姑曰左邻已奴，右邻已死，择亡国而较量之”的自我麻醉者。

针对前者，鲁迅提出了何为正确的“怀古”态度针对文中所举军歌唱词所代表的后者，鲁迅指出：“若云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以此，鲁迅提出了在与他国他文明进行比较时何为有利邦国发展的、正确的比较观——“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鲁迅期待文学所传达的民族“自觉之声”何指？首先，这是在“审己”后的自知，既知己之长，更知己之短，尤其要知造成问题的根源，而这是有赖于他国他民族所提供的参照系的。

其次，这是充分“知人”后知他国之所长，并知他国何以有此所长，进而学习他国之所长的根本所在的自觉当然，最终也是最根本的“自觉”是对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清醒明智的选择鲁迅在其中着意强调了“知人”，此处是指了解他国他民族以及世界发展大势的重要性——“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发扬”“国民精神”与扩展“世界识见”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

正基于此，鲁迅明确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镜“摩罗诗人”所体现的现代的“崇高”这一“新声”来造就我们的“新声”，即促成传统审美观的现代转化既往论者对鲁迅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思想多有阐发，而多对此语的前后句及其所表达的思想有所忽略。

鲁迅言曰：“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这里所谓“置古事不道”一是对应前文所谈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文明古国的民族“心声”以及作为其体现文学的衰落，即缺乏“新声”，二是对应前述引文中的“首在审己”而言，“审己”则不能不谈“古事”，鲁迅强调自己在该文中主要做的是“亦必知人”，即介绍“摩罗诗人”之“新声”。

这本是该文的主要内容，此二句作为进入下文的转语表意已足，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加说明——“而其因即动于怀古”？鲁迅在此既是说明，更是强调它不仅意在指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目的是民族精神和文学文化的复兴，更意在强调借镜他民族的“新声”与“怀”本民族之“古”不但可并行不悖，且是辩证统一的。

那么何者为“怀古”？如前所述，鲁迅批评了借“怀古”以自慰者，并申说何者为“怀古”的正确态度，以此为“怀古”正名——“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而对于这一时期的青年鲁迅而言，其思想不限于以“古”为镜的“怀古”，更指向“复古”而这一点要么被研究者无视，要么被视作鲁迅思想不成熟的阶段，因而遮蔽了鲁迅此期思想的实际和所具有的启发性同年，晚于《摩》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谈到面对国族内外交困的危局，“明哲之士”正确的思想和文化态度——“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后文中鲁迅即在这个思想脉络上提出他的“立人”思想——“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物，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如果说“立人”以及通过“立人”以立国是青年鲁迅此期思想的核心，则“取今复古”是其“别立新宗”，即建设“立人”所需新思想新精神的必由之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自己受“幻灯片事件”刺激弃医从文，试图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于是“寻到几个同志”，“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从中不难看出，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既有启蒙主义的成分，也有民族主义的成分，而就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发展道路的选择而言，则主要是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所以，鲁迅所谓的“复古”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或所谓“宗唐”“宗宋”等开历史倒车的“复古”，而是欧洲文艺复兴回归和发扬古希腊、古罗马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和人文主义传统，以对抗教会神学通过神权对人权的压制、剥夺，从而创造具有人文精神的新文化，即借古开新意义上的“复古”。

在鲁迅看来，“取今”与“复古”不但不矛盾，且相辅相成，辩证地统一于“别立新宗”的实践过程中其中，吸收、借鉴“世界之思潮”是“取今”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复古”所“复”的则是凝铸为民族“固有之血脉”的、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古”。

《摩罗诗力说》中“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即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思想的体现，其所欲立的“新宗”即包含中国诗学美学的现代“崇高”观《摩》中鲁迅对八位西方“摩罗诗人”其人其诗深具的现代性“崇高”品格详加介绍，给予高度肯定，充分体现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取今”意旨，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而对于“怀古”或“复古”，不但少受关注，甚至在很多论者看来，鲁迅此文不但不“怀古”“复古”，甚至是目光灼灼、笔锋犀利地批古。

具体而言，青年鲁迅似以“摩罗诗人”所体现的西方现代“崇高”观为尺度，一边倒地扬西抑中，批评中国传统“崇高”观的不足并细究其根源如果鲁迅的认识止于此，则与其“怀古”和“复古”论相悖事实果真如此吗？《摩》第一节指出我们的民族“心声”，即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以及作为其体现者和塑造者的文学的衰落，落后于“新声争起”的19世纪世界大潮，以此提出学习借鉴“摩罗诗人”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崇高”品格。

第二节则以进化史观为立足点，以西方的文化和文学观为参照，指出造成中国传统“崇高”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进化史观相背离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观——“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而这根本违背人类发展进化的事实和规律，“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

”鲁迅高度肯定“摩罗宗之为至伟也”，而这也符合发展进化的史观和要求正是以进化史观和“摩罗诗人”的实践为依据，鲁迅明确提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诗人以其诗其情激发读者，“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所高度肯定的正是诗人以“撄人心”之诗篇的“崇高”激发读者的“崇高”追求而中国传统文学观则与此相背——“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鲁迅此处不仅指出以孔子的诗“无邪”说和《文心雕龙》的诗“持人性情”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观的问题，且将其视为造成中国传统“崇高”观局限的根源，继而以屈原为例，对中国诗人诗作“崇高”品格的不足进行指认，正如前述。

从上述的思想线索和引文，似乎坐实鲁迅是在批古，而非“怀古”和“复古”，实则并非如此前段引文“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这个“而”所表达的语义转折清晰地表明，问题出在“后贤立说”违背了“舜云言志”。

鲁迅并未否定“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的源头和总纲，换句话说他不但不认为其与“撄人心”的文学本质相背，反认为是其体现，因“诗言志”是“许自繇（由）”给诗人的，是允许甚至鼓励诗人自由“言志”的，而正是由于诗“无邪”“持人性情”等以儒家诗教为代表的传统诗学对“诗言志”的主旨和精神的严重背离，才造成中国诗人主体精神的贫弱，中国文学“撄人心”的“崇高”品格的严重不足。

以此鲁迅追认“诗言志”这一中国诗学之本源性的“古”的正确性，而这一追认是借助对西方“摩罗诗人”之“诗力”的“崇高”品格的发现和体认实现的，向“摩罗诗人”的“取今”和向“诗言志”的“复古”以此在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崇高”这一方向上取得了辩证统一。

结语鲁迅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的《新牌与旧牌》篇第26节的篇首语作为《摩》的“引子”——“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第一句中的“尽”极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穷尽，即“古源”枯竭了，以此才需“求新源”。

实则，如对照尼采的原文，“求古源尽”是鲁迅对原文首句的意译，意谓对“古源”已达到透彻的认识，即已寻到其根本，则此处的“尽”应是充分、完全之意徐梵澄将这段话译为：“有谁追溯老底渊源如果变聪明了，看哪，他终于要寻求将来的水源，新底渊源。

——兄弟们哟，不久将要兴起新底民族，新底泉水将下注于新底溪谷”孙周兴译为：“谁若变得智慧了，明达于古老的本源，那么，看哪，他最后就将寻求未来的源泉，寻求新的本源——啊，我的兄弟们，不会太久了，新的民族就将脱颖而出，新的源泉就将奔腾而下，入于新的深渊。

”以上两译本更近于直译，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鲁迅译文在此，鲁迅如何看待“古源”和“新源”，以及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不言自明同时，这也说明，尼采是青年鲁迅“取新复古”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尼采原文中所指出的正确处理“古源”与“新源”的辩证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鲁迅借助“摩罗诗人”所体现的西方现代性的“崇高”激活中华“诗言志”的传统，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崇高”的思想中所深蕴的民族主义。

在《摩》的首节，鲁迅摘译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840年5月12日所做演讲《诗人英雄》的结束段：“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继而卡莱尔指出，但丁对意大利民族精神的统一以及民族的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首句的完整翻译为：“是的，一个民族能有一位清晰表达的代言人，能培育出一位和悦地表达民族心声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鲁迅殷切呼唤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转折关头能“代言”、能“表达”我们“民族心声”的“诗人英雄”的出现，这是他深寄此文的现实关怀。

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青年鲁迅此时对国家民族面临危局的紧迫和焦虑感，加之受进化论和进步史观等的影响，使其在对中西古今“崇高”观的比较中，虽试图建立一个如前所述的、自洽的、辩证的逻辑框架，但在实际上仍存在一定扬西抑中、尚今薄古的倾向（尤其与前述鲁迅的“怀古”和“取今复古”思想存在明显的矛盾），而这也影响到他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诗人和传统文学的客观评价。

同样源于此，在他“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的、从历史发展逻辑到文化和审美逻辑的直线推衍中，他以“撄人心”的强度作为审美的评价尺度，加之他受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影响，而表现出将“崇高”与“美”（“优美”）对立起来，甚至抬高“崇高”而忽视或贬低“美”的局限。

就此而言，我国传统的从辩证观出发对于近于西方美学的“崇高”“优美”两者的“阳刚”与“阴柔”的辩证认识仍有其深刻性和启发性（本文注释内容略）